大连“13岁少年杀害女童案”舆情研究

大连“13岁少年杀害女童案”舆情研究

原创: 王灿 彭晓月 法制网舆情中心

编者按:10月24日,网传辽宁省大连市一名14岁少年杀害女童后被警方释放,引发网民强烈质疑。当日晚间,大连市警方发布通报确认此事,并称男孩因未满14周岁的刑责年龄,已依法被收容教养。这一处理结果难平民愤,媒体对男孩“劣迹斑斑”背景展开报道,使得舆论场上要求严 惩凶手的呼声高涨。与此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舆论讨论范围从极端个案扩展至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公共领域,相关舆情热度保持高热。法制网舆情中心(ID:fzwyqzx)通过梳理舆情经过,解析当地政法机关处置工作得失,为有关部门应对类似舆情事件提供参考。

大连“13岁少年杀害女童案”舆情研究

大连“13岁少年杀害女童案”舆情研究

舆情事件

1. 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曝光震惊网络

10月24日,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微博反映,10月20日,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一名11岁女孩被一名14岁男孩杀害,女孩身中七刀后死亡,但男孩却于23日被释放。报道提及,女孩在美术班补课结束后被男孩带至家中,男孩想要与女孩发生性关系被拒,便将女孩杀害后抛尸。另据澎湃新闻网报道,沙河口区马栏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应确有此事,因涉及未成年人且属于刑事案件,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调查。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区分局及马栏派出所未证实上述说法。

该案一经曝出迅速引发网民热议,不少网民震惊于未成年凶手杀人抛尸的恶劣情节,质疑公安机关将其释放的决定是否恰当。随后,新浪微博话题“#大连11岁女孩被害#”登上热搜榜,多家媒体对此事件进行关注。之后,部分网民发现出现撤热搜、删话题等现象。

2. 官方通报案件侦办过程 警方处置遭质疑

10月24日21时17分,大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大连公安”通报案情和侦办经过,称受害者为10岁女性,加害人蔡某某13岁,依据《刑法》相关规定,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已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于10月24日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

此通报经过“@紫光阁”等多个官微转载后,当日转评量超过5万次,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不少网民表示强烈不满,质问“一句‘收容教养’就结束了?”与此同时,“#警方通报大连10岁女孩被杀案#”“#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不追究刑责#”等微博话题讨论量均达到上亿人次。此后,舆论讨论持续高热,不少网民呼吁低于刑责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也应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人民日报”评论称“未成年人犯罪应受足够审思”,获得超过50万人点赞支持。

3. 媒体追踪报道掀起热议 舆论讨论话题扩散

10月25日起,多家媒体对该案背景进行持续追踪报道,披露了更多有关蔡某某作案前后的细节。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称,蔡某某早已“劣迹斑斑”,多名附近女性表示曾遭遇过其不同程度的骚扰和尾随。还有业主爆料蔡某某在家看过黄色视频,还爱打游戏。澎湃新闻、红星新闻等媒体报道称,蔡某某行凶后异常“冷静”,将尸体装在塑料袋中抛尸;施暴后蔡某某曾卖过一次废品,以致警方暂时无法找到作案工具;蔡某某行凶后与同学聊天佯装无辜,询问“指纹咋整”“我虚岁14”,甚至曾2次登门搭讪受害者家属。蔡某某的残忍冷血行为及其反社会的人格表现,激起舆论一片义愤情绪,呼吁严惩、绝不能轻易放过的声音高涨。

10月26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提交审议,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话题引起舆论高度关注。此外,四川一名15岁中学生用砖头将老师打成重伤被刑拘的报道也引发热议。不少网民发出呼吁,“犯罪与年龄无关”“刑事责任年龄该降一降了”。舆论讨论由大连这一起极端个案上升至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有关的公共议题。

4. 受害者家属表态不满 大连警方再回应难平怒火

10月2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称,受害者家属称,他们对目前大连警方通报中加害人被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感到不满,已经请了一名律师为他们提起诉讼。后续不排除行政复议的可能。根据媒体报道,行凶男孩的父母一直未向受害者家属道歉,男孩舅舅还发声称其“是个听话的孩子”,令部分舆论关注蔡某某的家庭教育情况。同时大量网民质疑蔡某某父母参与案件,帮助其清理血迹,涉嫌包庇纵容。澎湃新闻26日向大连市公安局求证,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其父母确实未参与,且不存在包庇。

10月28日,《新京报》报道称,大连警方相关负责人就该案回应称,蔡某某被收容教养三年,这是目前法律框架内最严厉的措施。对此结果,不少网民表示心情愤懑,并追问其父母应负的责任。当日,“#大连杀人男孩被收容三年#”话题再上热搜榜,阅读量突破6亿。

截至10月31日12时,相关新闻报道3200余篇,客户端文章2.1万余篇,微信文章近万篇,微博讨论98万余条。据不完全统计,新浪微博与该案有关的阅读量过亿的话题多达16个,阅读量累计超过75亿人次。

舆论观察

舆论场上,围绕案件本身和法律如何预防与治理未成年犯罪,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全民大讨论”。

1. 案件涉事各方及其法律责任引起网民热议

谴责加害人、呼吁严惩。案发后,舆论震惊于涉案双方的未成年人身份,多表现为同情、愤怒等情绪。随着媒体披露更多加害人有关细节,如“作案后聊天记录”“被曝多次尾随女性”“曾2次登门搭讪受害者家属”,舆论愤慨一再被激发,“恶魔”“死刑”“严惩”“不要放过”等情绪性观点非常普遍。网曝案发小区居民“万人联名要求严惩杀人犯”,引起较多传播。一些较为偏激的网民还宣扬“同态复仇”,留言称“支持女孩父母报仇”。

建议追究加害人父母的法律责任。除了对案件的讨论,部分舆论转向支持对其负有家庭教育责任的父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人民日报客户端评论文章称,教育孩子,监护人不可缺席,更不能虚置责任,蔡某某一案必须追问“家庭是否该担责”。该文章引起网民共鸣。在微博话题“#未成年人犯罪父母有啥责#”中,“@北京晚报”发起一项微博投票,参与投票的64.7万人,45%的网民投给了“父母作为监护人有罪”,35%投给了“视情节严重程度,责罚父母”。

当地政法机关做法遭到批评。大连公安在通报中称对蔡某某“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给网民留下警方任其“逍遥法外”的观感,因此网民批评公安机关“甩锅”给社会。微博大V“@凯雷”评论称:“以未成年保护法来推诿舆论和社会,这都是错误的。大连公安的上级机关,辽宁政法委、辽宁公安厅当多管齐下,辽宁的法院、检察系统当依法提前研究、介入,不能让法律背锅!”

2. 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等公共议题引发专业激辨

降低法定刑责年龄、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舆论呼声最高。在舆论讨论中,这类舆论呼声是最有代表性,也是争议最集中之处。持支持观点的多为网民群体。有网民收集了多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后未受处罚再次犯罪的案例,质疑司法在实践中起着“变相鼓励犯罪”的反作用。与此同时,较多网民转发日本首例未成年人被判死刑案、世界各国最低刑责年龄标准等内容,以此证明降低刑责年龄和处罚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等学者支持降低刑责年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认为,针对极少数极端恶性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经验,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即未成年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有相关证据证明其在行为实施时具有恶意,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应当对其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他表示,可以把“恶意补足年龄”限定在杀人、强奸等少数罪名上,只针对极端恶性案件适用,并设定最低限12周岁。

主流学术界对调整刑责年龄持谨慎态度。部分专家明确表态不应轻易降低刑责年龄。如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认为,片面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或将起到相反效果,恶性刑事犯罪的涉案者年龄可能不断降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据后指出,不能以少数严重恶性案件作出全局性判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首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针对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观点指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具备实施该制度的土壤。

实务界人士关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只是一个选项,但是问题是不能出现法律上的空白,也就是出现杀人、严重伤害案件以后,司法机关不知道如何处理。陕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王浩公也表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将学校教育、家庭监护、政府矫正、司法惩戒等各方面统一起来。

3. 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成共识性期待

这场由一起极端个案引发的舆论交锋,主流媒体对此持肯定态度。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均在评论文章中表示,“期待立法机关开门立法”“法治应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当前舆论共识是,未成年人相关的两部基础法律要“大修”,需要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进行有效补充,以真正实现法律的疏而不漏。法制网舆情中心(ID:fzwyqzx)梳理舆论场各方建议,综合如下:

一是保留并完善收容教育制度。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雪梅建议明确收容教养的执行标准、执行场所、执行条件、惩戒措施、实施人等,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二是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等人建议,探索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增加各种入罪的情节,细化入罪标准,对于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行为要有刑事责任和刑法处置。三是增加家庭监护失职责任。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富强建议,法律要对有监管职责的家长具有制约力,对于因教育失职而导致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家长应承担足以影响其重大利益的后果。四是构建犯罪预防改造机制。《法制日报》认为,要强化教育部门的职责,推动建立由公安、教育部门为主,民政等相关部门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改造机制,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设立专门学校,把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真正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舆情解析

本案无疑是一起现象级的舆情事件,掀起了全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大讨论。舆情快速发酵原因,主要是由事件的极端性质、话题的叠加共振和大连警方的处置欠妥三方面导致。

1. 极端个案触动公众敏感神经

近年来,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成为趋势,呈现低龄化、成人化、暴力化特征,极少数未成年施暴者因种种原因,对陌生人、同学、老师甚至家人痛下杀手,严重挑战道德伦理底线,频频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和热议,令此类话题成为高度敏感舆情。本案作为一起典型的未成年犯罪极端个案,相关舆情自然在网络中一触即发。尤其是犯罪人蔡某某杀害女童并抛尸的残忍和暴戾,甚至比成年人都显得手段“成熟”,令公众直感悚然。后续,媒体不断曝光蔡某某“搭讪家属”“尾随女性”“自导自演”等细节,刻画出其“恶魔本质”的形象。这种形象与其不负刑责的结果一碰撞,必然会加剧舆论的愤怒和恐慌情绪。

2. 话题叠加产生“共振”效应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区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是“一刀切”标准,只看年龄大小而不看情节是否恶劣。此类案件处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已经引起社会各方的不满。正如惯常结局,此次凶手蔡某某仍然因为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被给予“收容教养三年”的处罚,这远远难以满足舆论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促使网民群体一致呼吁修改法律规定,降低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加重处罚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在该案舆情发酵之时,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法律修订草案进入全国人大审议阶段,此次个案的发生与法律修订两个话题叠加,形成舆论“共振”,极大推高了舆情热度,公众纷纷在讨论中对完善相关法律表示高度期待。

3. 警方处置欠妥刺激危机加深

在舆情处置中,涉事警方给网民一种“流于表面”、过于机械的观感,是造成舆论持续质疑的主因。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受害人同样也是未成年人,舆论更希望看到在既有法律制度之下,司法机关能够穷尽法律手段,切实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以此匡扶社会公平正义。在实体处置上,从开始将加害人蔡某某释放到之后将其收容教养,警方一直强调是在法律框架内做出的处理结果。该结果看似合法合规,实则缺乏兼顾情理平衡的温情,因此大连公安也难逃“机械司法”“懒政”的舆论指责。此外,从舆情处置具体措施来看,涉事警方也出现了预判不足、回应疏漏等一连串的问题,导致后续舆情不断发酵。近段时间以来,从女子深夜被暴打到13岁男孩行凶,在两起重大舆情事件中,涉事的大连公安均是在网络舆论倒逼之下做出回应,不但暴露出网络时代舆情素养和处置能力的不足,也给舆论留下深刻的负面印象。

处置点评

面对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极端个案,涉事的大连警方处置却接连出现问题。法制网舆情中心(ID:fzwyqzx)结合该舆情发展的重要节点,分析当地处置部门的工作得失,为政法机关应对此类舆情提供借鉴。

1

前期研判不足导致形势失利

在此事件中,涉事公安机关的舆情敏感度低、预判不足。一方面,未成年人涉嫌刑事犯罪在目前法律框架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处置的问题,公安机关必须要在法理和情理之间做出权衡和平衡,极为考验处置能力;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近年来频频发生,每次都能引发民意鼎沸,已经成为了舆论敏感性话题,公安机关理需对此类案件可能引发的舆论连带效用有所警惕。但是从本案最初处置来看,涉事公安机关并没有意识到此案件可能产生的舆情能量,不但没有在案发时就及时予以通报,反而在3天之后将凶手释放,甚至在媒体曝光之后撤热搜、删帖,一连串行为直接刺激舆论不满情绪,令舆情应对工作在前期就已经“先失一城”。

2

通报照顾不周埋下舆情隐患

在该案引发媒体和舆论大面积关注之后,大连公安机关在舆情爆发当晚发出官方通报,反应比较迅速。从通报内容来看,通报较大篇幅交待了公安机关对此事的重视态度和侦办经过,但是对舆论高度关注的处置结果,只是简单抛出援引的法律条款,交待称“已被收容教养”,甚至未说明收容教养“几年”、由何机构负责执行。警方的此份通报虽然是首份通报,但从性质来看更像是一份结论性通报。然而,作为结论性通报,这样的寥寥数语明显无法满足舆论要求,对于部分舆论追问的“为何将凶手释放”“男孩父母是否参与”等关键性问题,通报也没有做出及时回应。这份通报不但未能达到平息怒火的效果,反而给舆论留下疑惑,埋下舆情隐患。

3

动态跟进不良难以阻断危机

首份通报发布后,网络不满和谴责情绪仍然蔓延,尤其是大量媒体跟进报道,披露出更多案件相关细节,令严惩凶手的舆论声音有增无减。作为处置机关,大连警方理应对如此高危舆情保持密切关注,跟进动态发布,但是大连警方再未通过官方渠道发声,直到4天之后才以通过媒体专访的形式间接做出回应,称“法律框架内容做出的最严厉惩罚”“男孩父母没有参与”。遗憾的是,这种回应也是简要陈述,并没有给予更多的法律说明和细节佐证。从舆论反馈来看,网民的认可度并不算高,质疑仍然存在。

4

缺少适当时机进行舆论引导

在此次舆论风暴中,社会公众更多出于朴素正义观来看待执法部门处置,使得社会情绪裹挟着较多不理性成分,主要表现为要求突破现有法律框架惩罚凶手。在此,涉事公安机关尤其需及时应对司法权威的质疑和挑战,以法律的原则、规则和逻辑来说服和引导舆论,最大限度获得理解和支持,最终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互统一。在本案例中,涉事警方本应在通报做出的同时就铺开舆论引导,而非面对舆论质问才缓缓道出官方考量,其后续作出的“在法律框架内做出最严厉惩罚”解释,与其说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兼顾网络民意,不如是在舆论倒逼之下的勉强回应,自然难以取信于民。

5

落脚制度建设推进问题终结

实情是舆情之本,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事件之所以屡屡引发舆论热议,与现实中存在的对问题少年犯罪“一刀切”的执法现状不无关系,正如“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公号文章指出的那样,无论“一判了之”还是“一放了之”,凡是试图一劳永逸的“了之”,都是不负责任的懒政思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众法律认知的提升,如何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升级,推出真正意义上的“釜底抽薪”之策才是终极之问。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形成合力。同时,有关立法部门也需吸纳公众意见,设计出更合理的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减少未成年人极端犯罪,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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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王灿 彭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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